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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19日，《文化纵横》杂志社协同国礼(北京)艺术品有限公司、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邀请沈卫荣教授来到三联韬奋书店，与听众们探讨东西方对西藏和藏传佛教的“想象”问题。
 </img>清华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所沈卫荣教授
对西藏的想象反映出想象者的不同文化与社会状况
1990年代留学期间沈卫荣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很多西方人比他更关注西藏。一方面他感受到西方对西藏的热情;但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西方人关心的西藏跟他所研究、走访的西藏并不一样。他发现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对西藏都知之甚少，也没有足够的耐心去了解一个现实的西藏，对西藏的理解带有普遍的问题。他们关注的仅仅是是一个“虚幻的”和“想象的”西藏。
沈卫荣指出，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揭示的，“想象”对于人类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学术研究中，过分的想象或者对被“想象”出来的“真实”不加区别的接受会带来许多问题。大量的“历史真实”是被建构起来的。从阐释学的角度看来，人的认知是有局限的，难以在既有的认知体系中解释一个全然陌生的事物。
意大利符号学问家安伯托·埃柯曾在《从马可·波罗到莱布尼兹--跨文化误解的故事》(From Marco Polo to Leibniz: Stories of Intercultural Misunderstandings)一文中指出，人对新事物的理解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我们每个人脑子里都存在“背景书”(Background Books)，是一种在所在文化圈所形成的认知，会影响到我们跨文化的理解。许多历史学家都在讨论马可波罗是否真正到过中国，因为他的游记中并没有描写中国人喝茶、用筷子等典型特征。埃柯认为这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当时欧洲读者所期待的东西并不在此。马可波罗的“背景书”让他“发现”了许多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比如东方强大的基督教王国:“约翰长老的王国”(The Kingdom of Prester John)。而这仅仅是中世纪德意志传教士的创造，使得西方人普遍相信它的存在。马可波罗在中国“发现”大量这个王国的“遗迹”。因此可见马可波罗也逃脱不了“背景书”的制约。
沈卫荣指出“想象西藏”是一个国际性的工程，东西方对西藏的想象五花八门，在这些叙述中反映出了想象者的不同文化与社会状况。这种想象的出现首先跟西藏地理的特殊性有关。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西藏一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1980年代前只有非常少的西方人到过西藏，任何一个去过西藏的人都有非常特别的经验，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其次西藏文化的独特性，也为想象提供了可能性。但现在地理因素已经不再是人们前往西藏的障碍，交通的改善并没有使对西藏的想象停止，今天想象甚至更加离奇与精致。许多人相信在西藏可以找到灵魂的安宁、精神的解脱或是期待的爱情;所谓仓央嘉措情诗的流行，同样是想象西藏的典型例证。
今天西藏依然在当代东西方人的精神生活中发挥作用，尤其是近年来藏传佛教在中国大陆的影响不断扩大，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对西藏有更多的了解。我们把自己的情感追求甚至恐惧都投射到西藏，从而建构一个“虚幻”的西藏，试图解决自身的问题。
西方想象中的“香格里拉”:对西藏的神话和妖魔化
 </img>香格里拉
之后沈卫荣讲述了西方如何是如想象西藏的，他的论述首先从“香格里拉(Shangri-La)”开始。在他看来，香格里拉是“充满帝国主义腐臭”的地方。“香格里拉”来自于1933年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是一个被创作出来的带有殖民主义气息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本身成为西方对殖民时代的怀旧，成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代名词，并不是他们所描述的东方人的圣地。可以说香格里拉是二十世纪欧洲人对东方和东方传统文化的幻想。是西方人创造的一个精神家园。而1990年代中甸县改名“香格里拉”则坐实了这个名称，是一种典型的内部东方主义(Inner Orientalism)。
沈卫荣指出，西方人的西藏想象一方面是神话化，另一方面则是妖魔化。前者从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开始,在公元前五世纪在其所著的《历史》中，出现有关西藏的记载，即蚂蚁淘金的传说。而这种传说在西藏本土的传说中也有记载，这大概也是西方人认为西藏遍地是黄金的由来。之后公元一世纪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地理》中不但提到西藏，而且还提到以一座铜色的山。铜色山是藏族人民心中的一座圣山，是藏传佛教大师莲花生隐居之所。可以说历史与传说的杂糅委实匪夷所思。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西方大部分对西藏的印象实际上是妖魔化与色情化。这种印象从马可波罗开始，并且受到汉文化的影响。
西方人曾认为西藏是一个天主教的王国，最早到达西藏的西方人，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安东尼奥·德尔·安德拉德(António de Andrade)创作了一本《重新发现大契丹或西藏》。有意思的是，他明明是第一个到达西藏的欧洲人，却说他“重新发现”了西藏，因为他发现西藏早已是天主教王国。到了启蒙时代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高度评价东方文化，但西藏仍被当做一个专制、愚昧、非理性的地域被批判。黑格尔还专门批评西藏活佛转世制度，直到晚近大多数西方人认为这种制度是一种欺骗百姓的政治伎俩。进入殖民主义时代，整个东方都成了西方侵略的目标，它自然应该是愚昧落后的，需要西方的“拯救”，西藏也不例外。无论是西方的传教士还是维多利亚时期东方学家们都对藏传佛教表现出诋毁和不屑，认为藏传佛教根本不配叫做佛教，只能被称为“喇嘛教”。
这种妖魔化的风潮一直到七八十年代依然存在，但同时出现了神话化西藏的过程。西方曾认为远在西方文明的古典时代，西藏与西方就有联系，许多古老的哲学观念在西方永远地丢失了，但它们却在西藏保存下来。相信这一说法的在西方不乏其人，希特勒也曾派出以歇斐博士为首的考察团到西藏寻访雅利安人种的来源。德国慕尼黑国家图书馆中保存有希特勒和当时西藏摄政王热振活佛的往来信件。现代西藏学的诞生也与这种观念有关，一名叫乔玛的匈牙利人抱着寻找匈牙利人之根的初衷来到西藏，学习藏文研究西藏历史文化并创作了第一部藏英字典，成为了世界藏学之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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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21 19:40:17